说起来,我坚守这个警务室已经十几年了。每天,人来人往进出警务室的老百姓,给这里增添了不少生机。有咨询的、有办证的、还有让我帮忙办事的,我总是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对待他们。

  每次拿起朱大妈送给我的缝有鲜红鲜红牡丹花的鞋垫,想起了与老人家不平凡的经历。

  朱大妈说,这双鞋垫是她戴着老花镜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特意为我缝制的。我不能薄了老人家的面子,答应收下,并一直收藏没舍得用。

  朱大妈住在小区里的廉租房。一次,我入户的时侯快赶上午饭,只见一个老太太和女孩围着小木桌,吃着馒头,喝着稀饭,就着咸菜。老人抬头一看是警察,感到惊慌失措的样子,站起来慌忙给我让坐。我顺便问了一句:“你们中午就吃这个?”

  于是,老人跟我拉起了家常。老人说,她叫朱焕,六十多岁了,守寡二十多年了,一辈子靠捡破烂过日子。十多年前,她从山东投奔在大武口居住的儿子家,三代四口人挤在不足50平米的廉租房中,因为多年离乡,老家的耕地被收走,土坯房没了,腿部残疾不说,还患有“三高”。老人一古脑的诉说:“我和孙女每月二百元生活费,拣点破烂生活。”说着说着,老人伤心的流下了泪。看此情景,我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。

  我问老人:“大妈,您在这生活了十几年,按规定应该解决养老问题。”

  老人愁容满面:“我在这没有户口,办不成养老,就凑活着过着,我那儿子没本事,耳根子软,三棒打不出个屁来,成天就知道瞎受苦。”

  我了解后,知道“城市户”是老人的一块心病。

  临出门时,我安慰老人说:“朱大妈,您别急,户口这事就交给我来办。”

  我把老人家的事放在了心上。

  偶尔,买点水果之类的,让住在朱大妈隔壁的亲戚送过去,并安顿亲戚做好吃的给老人匀点。可曾想,我的“小心眼”被细心的朱大妈发现,只不过没有当面点破而已。

  后来,我忙前跑后帮助老人办齐了材料,领着老人办理了审批和入户手续。

  老人的“城市户”总算是解决了。不识字却颇有心计的老人一瘸一拐的找到警务室,一进门对我说:“马警官,你帮我解决解决低保。”我疑惑的问:“你的低保申请不是已经交上去了吗?怎么还没有批下来?”

  老人愁得不行:“马警官,我实在没办法,我是厚着这张老脸进了警务室求你,还差几个老家没有房子、没有耕地、没有生活补助的证明,你说这咋办?”我知道办低保的手续是严格的。

  我笑着对老人说:“不行这样,我给您掏路费,您回趟老家开证明。”

  老人家毫不忌讳地说:“你知道我这腿脚不方便,摸不着东,看不到西的,说不定死在半路上了。”

  没办法,老人家非得让我想办法帮忙。我绞尽脑汁查到了老人家户籍地派出所领导的电话,我把老人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向那位所长讲了一遍,并用短信将老人的实情发给了陈所长。好心的陈所长答应安排专人到镇上帮助开证明。

  刚过了几天,陈所长开的“三无证明”邮到了大武口。

  这回老人家的低保彻底解决了

  当老人家拿到凑够三个月一千来块钱的低保时,一时激动,“三高”病犯了,住了院。这事老人家没有告诉我。

  后来碰到老人家的时候,聊起了此事:“刚领了一千多块钱的低保,犯病住了院,我这老太婆守不住钱。”老人苦丧着脸对我说。

  我责怪老人家:“大妈,您怎么没有告诉我呀?”老人说:“再不能麻烦你了。”我到药店给老人家买了点治“三高”的药送到老人的手里,老人家硬要塞钱给我,被我拒绝了:“这又花不了几个钱。”老人家听了我的话,收下了药。

  我虽然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,但老人家却给了我很高的评价。老人家逢人便夸:“马警官没架子,办事实诚,真是个大好人!”

  是的,我的所作所为,对于暮年的朱大妈来说,有了一点点的依靠。

  还有就是,趁还能干上几年的功夫,尽可能的为辖区老百姓多做点善事。

  (来源: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路派出所)